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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山寨!(转载）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山寨前不久，我的朋友tom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问我山寨是什么?事情是这样的，google公司发布了年度中国搜索热门词汇(China'snewhotwords)排名，并把他们翻译成英文介绍给全世界的网友。这些词汇反映了过去一年中发生在中国的重要事件和现象，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山寨”，google使用的英文翻译是copycatting(无主见的家伙，复印机)，对他的解释是：这个汉语词汇的字面意思是山中堡垒的强盗们(themountainstrongholdsofbandits)，首先被借用来描述那些剽窃仿造的产品，后来也用来指自制的产品，比如恶搞视频。

　　tom不懂中文，很困惑于这个词的意思，问我山寨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假的产品会成为过去一年中中国网络搜索最热门的词汇。他没有到过中国，我感觉到要向他解释这个很困难。我上网查阅了一些关于山寨的资料，发现这个词最早是用来描述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厂家生产的手机，这些手机使用了一种台湾研制的低价芯片，以极低的价格融合市面上主流手机的所有先进功能并有所创新，在过去的一年中迅速的占领了中国低端手机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看到这个资料，我突然想起了去年7月我和几个朋友在西藏旅行时看到很多藏民使用的手机，就是这种山寨机。我记得当我把相机对准一个藏族年轻人时，他拿出他的山寨机对我说，你看我的手机也可以拍照。那种手机大都具有3"以上的硕大屏幕，四个以上的扬声器和像普通数码相机一样大的摄像头，且大都具有金属机身和超长的待机时间，不过最重要的特征是价格极其低廉，大概只有普通国际品牌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如果山寨是从描述这种手机开始，我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种进行低价仿制的行为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比如，80年代日本任天堂公司开发的第一代游戏主机FC(familycomputer，译注：就是红白机)，我记得FC在90年代刚刚登陆中国时，对于当时的中国家庭而言非常的昂贵。而且对于处在高考压力下的中国80后一代来说，他们的家长很难愿意把钱投资在电视游戏上。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中国同学因为没有写完作业就到我家里来玩FC而被他的父亲毒打，并且惩罚他再也不许来我家。没过几年，中国一家公司推出了一款叫做”小霸王学习机”的产品，其实就是把FC的芯片和功能集成到一个电脑键盘中，并开发了一些用于学习和打字的配套卡带，价格也要比FC便宜。不同于对待FC的态度，大多数中国学生家长都给孩子购买了“小霸王学习机”，因为当把这个“键盘”连接在电视上时，他们相信他们的孩子不是在玩游戏主机，而是在学习使用一台家庭电脑。同时，市面上出现了很多中国产的游戏卡带，他们跟日本原产的卡带很不同，里面的芯片很小，同样的游戏内容被简化和篡改后可以变成多个游戏销售，我记得我的一个中国同学的200in1的卡带中其实只是一个马里奥兄弟的不同篡改。

　　这样看来，如果把当年的学习机叫做“山寨FC”也是很恰当的。从我在中国生活的记忆中，我过去见过的很多中国制造的电子类产品都和山寨FC类似，而且他们好像大多是从珠三角和东南沿海的千万家小工厂中生产出来。

　　比如，walkman流行时，中国就有很多山寨walkman品牌。VCD技术取代了录像带后，在中国家庭中就流行了各种“山寨vcd播放机”，这些机器的外观和品牌名称都跟sony和panasonic极其相似，比如song，ponosanic等等，而且大都具有超强纠错，全制式播放，卡拉ok等日本品牌不具备的附加功能，有的甚至还集成了FC游戏的功能，且一律价格低廉。

　　2000后，我进入了中国的大学读书，我发现我的中国同学们使用的各种产品都具有山寨的特征。刚入学时，每个人都购买了一种叫做“英语复读机”的产品，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为学习英语优化的walkman而已，当年生产这种复读机的一些公司如今已经成了著名的民族品牌，比如步步高，清华同方等等。但我觉得当年这些公司和现在那些生产手机的山寨公司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到了二年级的时候，我还在用md烧录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正版cd时，中国的盗版数字音乐下载已经取代了盗版CD的地位，几乎学校里的所有人都开始使用mp3播放器听歌。中国瞬间好像出现了成千上万家生产mp3的工厂，我的一个同学的叔叔就是福建一家mp3生产厂的老板，她告诉我，她叔叔的工厂可以生产几乎市面上所有国际品牌所有型号的mp3,除了内部使用廉价的解码芯片以外。三年级的时候，日本的消费数码相机开始全面进入中国，但3000元以上的价格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还是过于昂贵。而我的一位中国同学，以800元的价格购买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数码相机，却拥有300万像素的cmos镜头和无限时摄像功能。更有趣的是，当年生产这台山寨相机的就是后来吞并蓝色巨人的中国第一民族品牌联想电脑公司。而我的另一个同学拥有一台据说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全功能摄像机——网易拍。

　　中国这种廉价和仿冒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除了存在于电子消费品领域，在服装、箱包、鞋帽和日用品领域更加的普遍。他们构成了中国低收入人群日常主要的消费品来源。如果你有机会在中国旅行，在任何一个中小城市和村镇的小商品市场中，都会看到无数这种商品。去年在西藏旅行时，我看到拉萨街头的藏族青年，也很喜欢穿着adidas和nike的仿冒服装。甚至在北京这样的国际都市中，也不缺少山寨商品，在西直门附近有一家叫做金五星的小商品市场，那里几乎就是一个山寨商品的集散地，很受穷学生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欢迎。

　　那些企业为什么会去生产山寨产品呢?方刚，中国一家网络公司的副总(译注：搜狐)，在他的blog中认为，这是企业自发冲破经济壁垒的市场行为。我比较同意他的观点，中国作为晚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译注：原文如此)，中国的企业跟西方的企业相比，在技术和研发上是不具有任何比较优势的，当国内市场打开后，外国品牌进入，他们的消费人群是富裕者，中国企业只能通过仿造，打低价策略来创造新的市场进行原始积累，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民族品牌都是靠山寨商品起家。而对于那些中小型的民营企业而言，他们既没有资金投资在品牌建设和广告上，又要面对各种行业壁垒和行政壁垒等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竞争，生产山寨产品就成了他们能够生存的唯一选择。

　　所以，至少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山寨现象绝不是少数小企业的个别行为，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化经济中的后发经济体所体现出的结构性特征。

　　二

　　山寨机只是这个事情的开端，更有意思的则是“山寨”这个词汇在诸多文化领域的迅速扩散。中国言论界的大多数观点强调，这是对“山寨”的误读和滥用。但若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考察这种误读，反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误读背后的文化动力。换句话说，人们为什么愿意滥用“山寨”，欣然选择用“山寨”这一符号去标示各种文化客体。我所在大学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ProfessorWu认为：对山寨的命名和热情恰恰说明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和文化态度的某些特色。

　　这样看来，我很难向tom解释清楚什么是山寨，因为山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存在于中国社会文化中一种深层结构。我觉得，用山寨去标识某种现象和某个人群都是不恰当的。我更倾向于用阿尔都塞的方式去理解作为“症候”的山寨现象，所以我更倾向于用山寨去标识整个中国。

　　中国的思想界往往对山寨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北京的一位媒体评论家韩浩月将山寨视为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他说，山寨文化来源于草根，也面向草根。它给人们带来了另一种选择，和抵制主流文化价值的可能性。而在我看来，草根通过模拟主流的方式进行娱乐，恰恰说明了主流文化符号及其所标识的阶级身份在今日中国的强大话语能力。

　　根据让.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被标识为山寨的文本靠与被其模仿的原始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而获得关注和意义，这种意义往往体现的是对原始文本的崇拜而并非反抗。HiPhone、SciPhone和iOrgane手机无疑是对苹果公司iphone的崇拜和模拟，山寨百家讲坛、山寨春晚、山寨电视台是对cctv这个国家电视台及其制作的节目崇拜和模拟(央视的说法证实了这种判断，央视春晚总策划秦新民上个月对中国媒体说，他们闹就闹去吧，现在想借央视出名的人太多了……我们没法一一回应)，地方政府搞的山寨天安门和山寨阅兵当然是对更高级权力所具有的享乐和寻租能力的崇拜，农民搭建的山寨鸟巢更是一种对北京作为权力中心的崇拜，南京一家房地产商开发的山寨一条街上店面分别冠以“哈根波斯”、“必胜糊”、“巴克星”、“KFG”等标志，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他们模仿的是哈根达斯，必胜客，星巴克，KFC，而这些餐饮消费在今日中国被看做是中产阶级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象征。

　　在娱乐领域，山寨明星单靠与港台明星之间长相上的近似就可以在中国二三线城市中获得很高的人气和收入。而这种明星崇拜背后，是对香港和台湾所代表的“南方发达地区”文化和经济地位的崇拜，这种崇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比今日更加明显。以拍摄底层人生活而著名的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在他的作品《站台》中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北方小县城中一个文艺团体的生存状况，他们在巡游演出中，靠声称自己的艺人是刚从香港归来的著名歌星来招揽人气，从服装到演出形式内容也是完全的港台化。这种山寨文艺团体在今日中国还存在于很多欠发达地区。

　　山寨文本生产和消费再现了今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文化生态，再现了在主流文化和经济地位中处于边缘位置群体的匮乏感和向中心移动的强烈诉求。今日仍然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非城市人口(译注：应该指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往往成为山寨商品山寨文化的最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处于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消费能力低，受现代教育的水平差，自身的民间文化已经被主流消费文化毁灭殆尽，但他们又没有能力进入主流文化的中心区域。在他们身上，一方面体现的是对主流文化的崇拜和被唤寻状态，另一方面又是对主流文化的相对陌生和不熟练状态。在主流价值中，他们常因这种状态而受到主流文化的观看和嘲笑，被标识为“土”(译注：原文boor)，就连他们自己也认同了这种客体化的观看位置而自娱其中。

　　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民族国家仪式的CCTV春节晚会，每年号称有超过10亿中国人观看，当中最受欢迎的节目是被称作“东方卓别林”的中国笑星赵本山出演的滑稽短剧，在他最受欢迎的几次出演中，他和他的搭档宋扮演的中国东北农民以在主流文化面前展现出的各种愚昧无知和误读供观众取乐。赵本山被社会各个阶层广泛的喜爱说明了这种新的霸权结构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牢固，虽然在30年前的中国，在共产主义的话语中，贫下中农(译注：thepoorandlower-middlepeasants)曾经是这个国家成分最尊贵的阶层。

　　三

　　中国作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说穷人的山寨体现在崇拜和模拟富人的生活方式，那富人也同样是山寨的。中国的今日的富裕阶层可以说世界上致富速度最快的一代人。他们的上一代也大都是农民或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他们大多在少于30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从赤贫到巨富的过程。然而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下，他们仍然处于一种半边缘的位置。在这个没有贵族的社会，他们以效仿西方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来标榜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贵族地位，然而这种文化身份的学习却不能像财富积累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他们对西方文化身份也处于一种相对陌生和不熟练的状态。如果说穷人对这种匮乏状态的补偿性解决方案是对山寨内容的生产和消费，那么富人的补偿性解决则是消费，是想象性的通过消费水平的补偿来填充这种内在的匮乏。

　　我的一位生长在中国北方小城的同学告诉我，他每年放假回家，都会看到某种名贵汽车集中出现在城市的主要商业区，这种潮流每年一变，前年是BMWX5，去年是porschecayenne，今年换成了RangeRover(译注：路虎览胜)。他说，好像全城的富人都在追逐一种潮流，至于这种潮流究竟是什么，他们自己似乎也不太清楚，总之，在潮流面前，不能让自己落后。

　　中国最成功的商业片导演之一冯小刚，在他最近完成的一部为雅虎搜索拍摄广告作品中，由著名喜剧演员范(范伟)扮演的秦老板执意要在葡萄酒中勾兑雪碧，当被一名骑乘英国纯种马的年轻西方式贵族侮辱后，他陷入了深深的身份焦虑当中。可以说，范所扮演人物的身份焦虑体现的正是一代中国富人的山寨症候，而这种症候和中国其他阶层的山寨症候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异。

　　可以说，整个中国在以崇拜西方的方式将自己山寨化。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自我堕落、自我流放的最典型代表。

　　随着中国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在本世纪初开始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房地产运动中，整个中国的城市空间景观被迅速的毁灭和重建，中国的文化学者戴锦华认为，整个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工地(新华社记者王军的畅销书《城记》详细描述了北京市的现代城市化进程)。而在这场房地产运动中，各地的地产商都通过贩卖一种西方式的建筑和生活方式来销售自己的楼盘，而这种概念很好的刺激了中国新富阶层的购买欲望。如果你有幸在中国的大城市旅行，你会看到众多的高档住宅社区被设计成古希腊或巴洛克风格，山寨凯旋门和维纳斯更是遍布全国。近几年，地产商们又推出了一种本土化的概念营销，主打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样式和生活概念，于是你会在外观为欧式的社区内部空间看到带有飞檐和壁画的精致中国仿古建筑，和园林布局。我想说，这些社区完全可以叫做山寨圆明园，那个曾经被西方入侵者建造并烧毁的著名清代皇家园林。在这样全国性的造楼运动中，社会记忆和文化身份被迅速地改写，而这种改写的范本恰恰来自资本主义的核心区域。

　　这种自我流放更深刻的体现在中国的文化领域，那些被中国人视为最优秀的本土文化而向西方输出的的文本，其实也带有这种山寨的特征。戴锦华认为，华语世界最优秀的那些电影导演们，无论是获得欧洲电影节确认的张艺谋，还是获得好莱坞确认的AngLee(译注：李安)都是通过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改写传统中国和革命年代中国的方式获得一种西方审美下的确认。更加激进的中国学者黄继苏甚至使用了这样的表述：不论是张艺谋的巩俐还是李安的汤唯，都是通过卖儿卖女和向西方下跪的方式获得赏识。

　　我不想去评价这类激进阐释的适当性，至少在我看到的，中国导演对西方审美和评价体系的自觉学习和运用。上文提到的贾樟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中国的文艺界和青年人中，贾因其作品中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原创性”和“本土性”而受到大力的追捧，成为“第六代”导演中的领军人物。然而，贾其实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西方的人，他很善于发现西方现代性批判在中国的试用性，他的作品主题几乎无一例外的指向了“毁灭和重建过程中的迷失”这个现代性母题。至今他所获得的最高荣誉是《三峡好人》的威尼斯金狮，而这部片子正是关于全世界最大的水电工程三峡大坝。而他的最新作品《24城记》，正是关于中国近年的房地产业。他的第一部获得本土公映的影片《世界》，正是发生在具有山寨特征北京世界公园中的一个爱情故事，而他自己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说，他在《世界》中使用的flash动画等视听语言的表达方式，是有意借鉴了罗兰.巴特的句段关系组合理论。如果按照黄继苏的观点，贾樟柯也仅仅是在把中国的现代性景观贩卖给西方。

　　有趣的是，贾个人的奋斗历程也是颇具山寨特征，在他的故事长片处女作《小武》中，那个北方小城的无业青年小偷小武正是贾早年经历自传式的投射，他并不是中国唯一的电影学院的正式毕业生，地下电影的拍摄经历也无疑带有冲破壁垒的山寨特征，在他成功后，被西方艺术电影体系和中国文艺界确认的大师身份似乎也正是隐喻了一次自我奋斗和自我流放的完成。

　　更进一步的八卦，我发现，分别作为“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的张艺谋和贾樟柯都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是所谓的“无身份的个人”，他们个人奋斗的成长经历作为一个好莱坞似的现代神话，连同他们的作品受到了中国普通民众同样的追捧。有趣的是，作为“第五代”中的另一位重要导演，出身传统中国贵族知识分子家庭的陈凯歌却在凭借《霸王别姬》获得华语世界唯一金棕榈奖的短暂辉煌后在国内外都受到了冷遇。我觉得，这个事实正是对当下中国现状的并非偶然的隐喻。

　　四

　　将整个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文本，我们看到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可避免的扩张，以及中国在这种扩张中迅速的陷落和狂飙突进。最初主流把仿冒手机标称为“山寨”，反映了已经建立的权力和经济结构对这种野蛮生长方式的排斥和恐惧感;同样的，若把整个中国标称为山寨，则有整个西方对于这种狂飙突进的恐惧感。

　　吉登斯认为，西方的没落标识了西方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控制的日渐减弱，这并不是最早诞生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冲击力逐渐减弱的结果，倒是这种体系全球性扩张的结果。可以说，今年的金融危机更加重了这种恐惧感，中国新富阶层赴美国看房团的出现正是山寨攻城略地的最好信号。西方已经在生产和消费领域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也会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山寨圆明园和兑雪碧的葡萄酒中丧失自身文化身份的独特性，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使得西方迫切想要寻求新的符号去标识自身的独特性，就像大陆新富阶层迫切想要寻求“西方符号”去区别自身和其他的普通的中国人一样。

　　我担心，这种恐惧感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和中国崛起而带来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作为西方主流对中国文化诠释的最新成果，迪斯尼公司的《功夫熊猫》在美国热映后，我问tom对这部片子的观感。tom对我说，他感到很害怕，原来蠢笨可爱的熊猫仅仅是为了吃就可以学会所有的武功，战胜所有的高手。这让他联想到了在美国遍地生根的中餐馆、超市里中国制造的产品和那些勤劳得“不可理喻”的中国移民，他感觉到一股难言抗拒的强大力量(译注：juggernaut)正在碾过和改变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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