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言论中，来自胡适的批评出现得最晚，却是最为严厉的。梁漱溟1916年被蔡元培聘任，早胡适差不多一年，但胡适1917年8月受聘，梁正式进入北大是10月，反而比胡适晚两个月。梁漱溟晚年说，他进北大与胡适差两个月，实是无误。作为西化派，胡适当然不愿让梁漱溟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20年代初形成的“东方文化派”张目。但作为同人和朋友，胡适似觉得有必要与梁漱溟商榷文化问题。1923年3月，胡适发表了批评梁著的《读梁漱冥(原文如此———引者)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
面对胡适的批评，梁漱溟的公开表态迟了近半年时间。10月28日他才在北大公开演讲，回应胡适的批评。这还不是因为胡文，而是因为在他看来，此时的胡适、陈独秀等朋友的言论中，正在把他当成了思想革新运动的“障碍”。今人大多喜欢引用演讲结束前，梁漱溟对胡适抱怨的话，以证梁之正直耿介和胡适的无稽，却一向忽略演讲开头，梁先生的一再声明。
在这次题为《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演讲的最后，梁漱溟确实有过抱怨，他说：“我真不知道胡先生究竟看了我的书没有？你说他没有看，他却又能东一段西一段征引我的书文。你说他果然看了，他又何以对书中驳环境逼迫论的竟似没看见，对持人生态度根本论的竟似没有看见？……唉！胡先生！这糊涂人作的书也许有‘愚者千虑一得’之处，何妨虚心理会理会！实在没有工夫看，丢下罢了！若既不想加以理会，又且没工夫看，却偏要用点工夫拿他麻麻糊糊乱批评一阵，这为何来？岂欲欺蔽一世之人乎！”(《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756页)但在演讲开头，梁先生也一再声明，他与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是难得遇见的好朋友”。他也提到他们之间确有思想和学术路向的不同，但强调说：“我并不要打倒陈仲甫、胡适之而后我才得成功；陈仲甫、胡适之的成功便也是我的成功。所以就不同一面去说，我们还是不相为碍的，而是朋友”(同前，第739页)。
当然，民国时代，“朋友”的含义相当宽泛，基本取“广义”。在晚年的回忆中，梁漱溟还对胡适有些微词。但一方面彼时的“朋友”并非一定是志趣完全相投的，即便意见相左，亦可保持友情。正如梁漱溟所说“此刻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积极努力的，一种是苟偷卑劣只想抢便宜的，苟偷卑劣只想抢便宜的弥漫满中国”。“在这时候，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一伙子！”(《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738-739页)另一方面，晚年梁漱溟的思想也有相当明显的变化，他对胡适没有好感，多是受政治的影响，并不表明上世纪20年代初他们二人不是朋友。
其实，胡适在《读书杂志》第8期上发表《读梁漱冥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曾依当时学人之间的惯例，致信相告。4月1日梁漱溟回信时，含蓄地对胡适的批评表达了不满。他认为，胡适未能读懂自己关于“文化转变处”的论述。如果梁信仅及于此，估计胡适也未必需要答复。然梁信下面又说：“至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原覆省之。”(参见《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这就让胡适不能不回复了。
胡适4月2日的回信谈到他们“二人性情上之不同”，也涉及到由性情而形成的文风。他先为自己文章里的言语引起梁漱溟不满而道了歉，说在批评梁文的文章里，确有近于刻薄之语，且自谦说自己“颇近于玩世”，与梁漱溟凡事“认真”有所不同。而“以凡事‘认真’之人，读玩世滑稽之言，宜其扞格不入者多矣”。但胡适接着说：“轻薄与刻薄固非雅度，然凡事太认真亦非汪汪雅度也”。他举梁漱溟当面让人下不了台以及将同人的玩笑话讥为“虚伪”的两个事例后，将话题引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文风上。他说：“认真太过，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先生《东西文化》书中，亦复不少。”胡适强调说：“此非反唇相稽也。承先生不弃，恳切相规，故敢以此为报，亦他山之错，朋友之谊应尔耳。”可见，胡适对梁漱溟进行严厉批评，也有尽“朋友之谊”的考虑。接胡适回信后，梁漱溟相当诚恳地接受了胡适的批评，他回信说：“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自知也。冥迩来服膺阳明，往时态度，深悔之矣。”(均见《胡适全集》第2卷，第257-258页)
在这里，无意得出胡适对梁漱溟的批评起到了立竿见影作用的结论，更不想推论出1953年梁漱溟请毛泽东有点“雅量”是出于本次的批评与反批评。事实上，依梁漱溟顺天中学同学，也是胡适的朋友，北大同人、著名哲学家张申府的话说，胡、梁二人一直以来，都是争来争去的。但民国时代，学人之间的公开争论或者公开的诉诸报端的批评与反批评的交锋过程，无疑会培养学人面对批评的涵养、雅量或者干脆说习惯。这是舆论开放和社会开明引发的正面价值在“人的问题”上的一种体现，也是拙文所谓“现实经历”对梁漱溟产生良性影响的意思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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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2-14 15:05:39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