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在维也纳做工程师3 - 研究工作和同事

我的研究工作

  我的研究工作是分几项，主要工作是研制防止Pop噪音的高品质传声器，这种传声器（麦克风）是用于大型剧场。所谓pop噪音就是现代的歌星们常常将嘴贴近麦克风大声歌唱，歌词中的B,P等爆破辅音产生的气流引起传声器类似爆炸音那样的噪音放大后影响歌唱效果。因此急需理论和实际解决问题并设计出新型传声器。

  第二项工作也是比较烦人的工作，就是鉴定和评估德国的一项关于立体声的专利并决定是否可以在AKG的设备中采用。这项德国专利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人耳形成立体声的空气和头骨不同声道时间延时的原理发明的一套时间延时模拟人耳立体声装置。这两项工作早已列入计划进行，但由于各种原因一再拖延，因此希望我来试试运气。

  第三项工作是利用计算机系统作一套自动设计常规声学用电路的软件供设计人员使用。

  AKG的主管秘书告诉我，我的工资是按照公司规定根据我在中国科学院的硕士文凭和研究助理的经验而定，按照公司的标准，我的起始工资是偏高的。我明白我必须努力工作并作出成绩以对得起工资待遇。而工作本身还是很有意思的。

  过去虽然在科学院做研究助理时过一些研究工作，但都是以理论基础的一些实验工作，虽然也有工业的实际应用，但究竟不是产品，不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我很快发现，我对实际产品的理论和设计研究非常有兴趣，困难的是真正入门。基本理论我是不存在问题，但对于产品的历史和了解前人曾经做过工作需要读文献。

  谈到读文献，过去在北京的时候虽然经常读英文文献，但是那是作为中文文献的辅助阅读。现在根本没有中文读。那时没有什么电脑查询，更没有国际网的方便信息，一切都必须到图书馆查卡片，然后借阅，费时费力。Poldy建议我到维也纳大学的图书馆去借阅，并告诉了我具体的借阅方法。因此头一个月，我常常到维也纳大学读书馆去，一去就是一整天。多数文献都是德文，只有少数英文，因为那时德国的电声器件研究还是比较领先，这方面的文章非常多。那时维也纳图书馆里面借阅，翻印等都要比科学院方便的多，特别是复印机当时在国内非常少见，记得研究所里根本没有或有也轮不上我们用。这里大学图书馆的复印机可以复印但不能自己复印，需要登记后排队等专门人员办理。 而当时AKG的大型办公用高速复印件使得我的文献阅读非常方便，我常常将借阅的图书和周刊文献全部复印然后拿回住处阅读。

  阅读最大的障碍就是德语，每天晚上回到‘家’里常常读一夜文献，几乎每一句德语都有单词需要查字典，虽然许多德文技术词汇与英文非常相近，但要完全读懂上下文的意思还是非常困难，因为我那时读英文文献都还不是那么熟练。因此进度非常慢，读懂意思不算，还需要思考领会作笔记。更由于那时买不到德汉技术辞典，我只得使用德英辞典先翻译成英文，有时英文也不能确切领会，只好再看英汉词典。现在简直不敢回想当时的情景，那时不仅仅是学习而且是有时间压力的工作。

  语言的问题不但是读，还有写。一个月后我对传声器设计的内部结构有了个基本想法，和Poldy讨论后，他认为可以先画个工程加工图交给车间生产然后做实验。工程制图没有问题，全世界的工程师的语言‘工程制图’各国都是一样的。但问题是图纸上的标记和说明必须全部用德语。图纸完成后我参考了公司里面的一些文件，好歹将加工说明写完，并用德语标记公差尺寸等。然后请Poldy过目，他看后还算满意，仅仅改了几个不恰当的德语技术词。德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变格了，因为即使知道词汇的基本写法，在句子里面的词根词尾都需要变格，令人头痛万分，后面再描述。

  由于Poldy在AKG多年来建立了许多实验室必须的仪器外，还设计制造了不少实用的测试设备，包括人工嘴，人工耳等，使得实验非常方便，并且从中学到不少实验方法和设计思维。

我的传声器和人工嘴试验装置

  这项工作完成的不错，几个月后的一天，AKG公司的大大小小科学家技术员们集中在公司的立体声实验室里试用我的新型防爆破音的传声器。最后请来了面目表情永远严肃凡事最挑剔的技术经理（公司第二号人物）Fidy，此人对着麦克风反复吼叫一阵后，说了声改进不多，转身离去。 看着我茫然的神态，Poldy和另外几位过来告诉我说，他们认为非常成功，但这个谁都不喜欢的技术经理将嘴离传声器的海绵面太近因而造成嘴与海绵体的摩擦造成噪音，并非气流造成。我当时对我几个月的辛苦有些失望，但回到办公室还是按照要求写了报告，当然那个报告是先用中文写，然后据此写出英文，最后再翻字典和德语语法写成最蹩脚的德文。 Poldy建议并给总经理的秘书约定我拿着经Poldy修改的设计报告去见总经理Sippl。报告中有理论部分和实验结果部分，并将普通传声器和新设计在人工嘴的爆破音的吹击下的时域响应曲线和频谱进行了比较。 Sippl先生看完报告后约我第二次见面，告诉我他对设计结果非常满意，并且AKG公司应当立即申专利。

立体声研究

   从那以后常常和Sippl先生见面谈工作，他告诉我他曾在80年代发表了一篇关于年 轻人使用盒式便携磁带录放机耳机听流行音乐而造成耳聋的文章，只不过那时最时髦的就是在地铁里面听流行音乐的年青人到处都是，那声音足以使旁边的乘客都嫌吵。但厂商处于对于产品的市场保护，拒绝接受他减少耳机声能量输出的建议。后来，随军记者出身的Sippl先生在我离开维也纳去英国后一直和我通信，每年都将他一年来的见闻告诉我，往往一封信有四至五页之多，至今我还保留了几封。

   平时，经常电子线路设计方面的工程师，如后来成为好友的Frese先生，需要我写一些FORTRAN程序以解决一些设计计算问题和一些以问答方式使用的工程设计程序。我对计算机语言和计算机有特殊的爱好，特别是对AKG当时采用的Unix系统非常有兴趣。

   实际上，我那时最热衷的工作是那个德国专利技术的模拟鉴定工作，原因是我喜欢那个专利原理和复杂的延时线路，而实现这些延时使用了各类延时放大器和示波器，最后将取得的结果用立体声唱片放各种音乐来比较，并且在一个音乐实验厅里进行，那里有最好的音响设备和扬声器，都是影剧院里面使用的高音质设备。我常常听如同在大型音乐厅一样感受到的立体声音乐，最常听爱听的是巴赫。工作本身就是最难得机会的音乐享受。

上德语夜校

   到维也纳的第二个月，我就决定一定要去学德语。在市中心找了家维也纳大学办的德语夜校，报名后就开始每隔一天晚上去上课。我上的德语课是初级速成班，主要对象是那些来德国奥地利旅游或短期工作的人员，目的是使学生很快适应日常生活。

   我学德语的动力不但来自工作，也来自日常生活的苦恼和困惑。那时，我每天坐地铁上班，在维也纳的地铁里面，无论再拥挤，一般人与人之间都会保持小小的距离，随意碰撞是非常不礼貌的。一天，我需要下车，车厢里面拥挤，前面的人不下我又无法推碰，英语连说几声也没有反应。上班后我立即像往常那样请教Poldy如何用德语说，回答是应当说‘Steigen Sie aus bitte? 您下车吗’，德语里面和中文一样必须用尊称您，这句话我永远记住了。这样每天几句常用语，积少成多，如向传达室要钥匙，上下班打招呼的规矩，平时同时遇到按时间打不同的招呼等等，这样的规矩繁多。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一样，早上和公司里面的任何人见面一定要说‘早上好’，而且一定要目视对方点点头，中午饭之前遇到人又要说‘Mahlzeit，吃饭时候到啦’就是北京人的‘吃了吗’，其他时间又必须说‘Guten Tag 日安或你好’，礼节真多又真是麻烦死了。渐渐的我认为必须系统的学习德语以应付生活工作。

   德语夜校的学费昂贵，每月学费和房租基本相当。下班后我没有时间吃饭，往往饥肠辘辘，在路上买一个热狗边走边吃赶时间。下课后已是晚10点，然后回家继续看书还要复习德语课程。

   德语夜校的课本非常实用，教学方法也是特别。每次老师先让学生看录像，每节课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如第一课就是下飞机后如何和来接待的人见面打招呼，然后相互介绍，录像看完后没有任何解释，然后老师就直接用德语向学生重复课文中的问题，然后学生回答。没有任何德语基础的人也会很快模仿，但进度非常快，学习也相当累。由于课程让学生直接进入角色因此记得非常牢，并且学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德语口语，所以学了就能用。比如，如何买地铁票，如何问路，如何在餐馆看菜单要菜等。每节课都有实习，如学完餐馆的课程，学生就分为侍者和就餐者即时表演，通过这些实习使学生立即使用学到的知识。德语中最令人头疼的事情很多，首先就是其麻烦的根据性别和事态的变格。举例来说，英语中I am going to a school tomorrow(我明天要到一个学校去），德语中除了‘我’的写法是固定不变的，其他每一个字都要根据不同的人和时间时态而变。如果说‘她’明天要去学校，那么所有的介词名词形容词的词尾都要变动，如果说‘我们’去的话，形式又不一样，这些改变主要表现在词头词尾的变化，叫做变格。也就是说，在这句话中的包括‘一个’，‘学校’等字都要有不同的写法和形式。不但要记住这些变格，而且更头疼的是要知道那些性别，当然先生是雄性，太太是雌性，而天空是中性，但女孩也是中性，因为她还没有结婚。平时房东太太不断纠正我并告诉我，大衣柜是公的，地毯是中性的（当然这只是例子，这个例子的性未必正确，因为我早忘了）。德语的数数更有意思，如23这个数，中文英文的顺序都是二十三，而德语中要先说3然后再说20，即‘三，二十’。

   虽然辛苦，但收获很好，仅仅三个月后，我已经可以听懂许多事情，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也能自如对付了。可惜后来到英国后工作学习更加忙碌，没有能够坚持继续学习德语是终生的遗憾。

AKG公司的朋友和同事

   奥皮茨博士（Dr. Opitz）是典型的的德国人，他中等身材，大脑袋半秃顶。他长方脸型，相貌威严，从来不笑，但眼神充满智慧和信心。此人工作态度严谨，做事一丝不苟。他是个电子工程师，非常擅长开发计算机的应用和自动控制方面的题目。每天休息时常和我聊天，对中国的事情很感兴趣。有一天，看到我常常喝中国茶，奥皮茨便问我中国茶的泡法，我告诉他中国茶叶的泡法和英国的速泡茶叶袋是完全不同，并且要有味道的多，同时给了奥皮茨一些。他立即感兴趣了，并进一步问我需要泡多长时间，我说几分钟，他继续问到底多长时间，我说三四分钟吧，奥皮茨还是不死心继续追问，到底三分钟还是四分钟，我之好折衷一下说就算三分半钟吧。只见这位奥皮茨博士拿出一个德国人泡茶用的四面透气的不锈钢的球，并将带眼的球拧开成为两个半球，然后将我的中国茶叶放在其中拧死后放在茶杯里，同时烧开了开水，并找来实验室用的秒表，将开水注入茶杯的同时启动了秒表，看着表一到三分半钟，立即将装茶叶的不锈钢球提出茶杯，我简直是看呆了，我可是真正领会了什么叫德国人的做事严谨仔细。

   又有一次，午休时我和波尔迪博士 (Dr. Poldy)谈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我顺便问那时纳粹德国杀了多少犹太人。波尔迪(他的父亲是德国犹太人）回头直接问那个德国人奥皮茨；‘你们德国人到底杀了多少我们犹太人’，奥皮茨博士楞了一下回答；这个我不清楚，但我可以调查。第二天，奥皮茨交给我和波尔迪一张根据图书馆查询得出的结论表格，上面有德国军队在欧洲各国屠杀犹太人的统计数字，共几百万（具体数字我不记得了），我对这个奥皮茨的做事严谨真是领略到家了，但也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做事一丝不苟。从奥皮茨那里我学到了不少科研思维方法和凡事认真的态度。奥皮茨和其他德国和奥地利民族那样对音乐酷爱，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就是音乐。他常常问我周末到了那家音乐厅去听音乐，当我回答我还从没有去过，奥皮茨立刻介绍说，他们夫妇的周末生活就是沿着多瑙河骑自行车和到音乐厅听音乐和去歌剧院听歌剧，并给我介绍了维也纳必须去的几家，并说，这就是维也纳人的传统生活。他说的不错，当我去过维也纳的人民剧院听音乐和维也纳歌剧院听歌剧后我才真正领会了维也纳人对音乐视如生命。在市中心教堂的门前，常常可以看到维也纳大学的学生在那里小提琴的演奏，人们会聚精会神的静静欣赏，结束后往往将大面额的钞票仍到学生的提琴盒里。

   奥皮茨还告诉我，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奥地利实行义务兵役制。每个公民在35岁前都必须服两年兵役，违者将被起诉入狱。但是，如果工作以后再服役，无论国家企业或私人公司都必须在服役期间照发工资。因此奥皮茨就选择在AKG公司工作后再服役，由于年纪较大，他服役时不需要去进行普通士兵的艰苦训练演习。而是每天开车到风景如画的奥地利匈牙利边境站岗检查出入车辆的证件。边境在维也纳东面20多公里，每天的工作简直就是休假，比上班还要轻松而且照拿工作，我感叹这个中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人民的对生活的愉快心情。

   据AKG总经理Sippl先生介绍，波尔迪博士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对AKG公司的战略发展和科研方向有着巨大的贡献。每次董事会波尔迪都是特约的座上宾，特别是Sippl先生，每个重大决定都要听波尔迪的意见，但这个博士又是AKG最有特性的人，对技术主任等几个上层非常不服并不恭，因此无法让波尔迪担当重任。波尔迪不但对同办公室的奥皮茨不买帐，对其他博士和高级职员都公开不买帐。

   以后的日子我对波尔迪的倔强个性有了很深的体会，虽然他告诉我许多德国人的礼貌，但我惊异的发现这个波尔迪在走廊里见到某些人的问候居然昂头走过，视而不见，那些人都是他看不起的。但人们仍然非常尊敬这个聪明人。私人关系上，波尔迪博士几乎和我一见如故，不但在工作上支持和帮助我，而且对我的日常生活的适应和德语学习给予几乎是每日的指导。他对我很快适应环境并作出工作成绩起了关键的作用，并成为我终生的朋友。一年后当我在英国大学研究所开始做博士研究后的一天，波尔迪博士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公司的人吵架并翻脸了，决定要暂时离开AKG到丹麦找工作，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两天以后的早上，他敲开了我的办公室使我大吃一惊，波尔迪居然跑到英国来找我。一见面他就像孩子一样诉说我他和 AKG公司的某些人的矛盾，并说他太孩子气了。当AKG重新装修并调整办公室后，波尔迪坚持他的办公室面积一定不能比奥皮茨博士小，并且两个人趴在地上一寸一寸的测量计算办公室的面积，像两个男孩那样吵的不可开交。说道这里，波尔迪大笑起来，说见到我非常开心。从那以后我们的联系从来没有断过，我也到维也纳去看过他，每年的圣诞祝贺卡片总是相互汇报的重要机会，然后就是几个小时的电话聊天。

   波尔迪博士在AKG最好的朋友是弗雷斯先生(Herr Frese), 因此弗雷斯先生自然也就成了我的好友和知己。弗雷斯高高的个子有1米85左右，瘦长的脸型，年纪刚到中年却饱经风霜，脸上深深的皱纹和深陷的眼睛显示着他不凡的经历。弗雷斯的父母都是德国人，父亲是二战时的战斗机飞行员,后来别人告诉我，德国飞行员能活下来的并不多。我曾问弗雷斯为什么要到奥地利来定居，他说他厌倦了德国社会的政治气氛，我想可能是当时的东西德国之争。并告诉我奥地利是社会主义体制，奥地利介于当时的东西方之间中立地位而受益。奥地利的工会强大，一旦雇员受雇，雇主要解雇员工将会受到工会的起诉并往往根本不敢无故解雇工人。

   弗雷斯之所以成为波尔迪的至交大概也是和波尔迪一样具有反叛的个性。他是电子工程师，曾在加拿大工作，在科研部作设计工程师。 AKG公司上班都必须进门打卡计时，执行弹性工作制度，这个制度给予工作人员极大的灵活性。我每次外出办事都会自觉打卡进出，而这个波尔迪常来找我外出喝咖啡，吃午饭，每次都是不打卡，并告诉我不必那么认真，但我每次还是遵守公司的规则。

   还有几次我看到弗雷斯站在科研部主任的办公室里听主任训斥，我问原因，他说是他不好好工作常常不按时完成任务。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刚到维也纳曾住过短短的两天医院，由于忽略的医疗保险，将工资用尽，唯一可以好意思借钱的就是这个弗雷斯先生，他对我总是慷慨大方。弗雷斯对中国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总是不断询问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与他的知识比较，每当我叙述一件中国的政治事件后，他总是幽默的发表他独特的见解，常常使我哭笑不得又不得不佩服。比如他对中国的四人帮的起因和文革间对毛的关系及其江青的事情一定要我说明，实际这些事情我是说不清楚的，但他总是简单的将复杂的政治问题总结为男人之间或男女之间的简单关系。

   一个周末，弗雷斯请我到他家去度周末。他的家在维也纳东北面的瓦格拉姆（ Deutsch-Wagram），每天开车上班。那个周日，我乘火车到了 Deutsch-Wagram，他开着一辆德国的甲壳虫汽车来接我。他家德国风格的房子坐落在风景如画的乡间小村，周围是绿色的农田。他带着他的小儿子和我骑自行车向北行进了数公里，接近捷克边境，那里是一座座自动油井，据说那里发现了石油后，两个国家都在加紧抽油。看着那一片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我不由问起弗雷斯先生这个地方的历史，经介绍我才得知原来这个村庄就是当年著名的拿破仑打败奥地利帝国的一个重要的战场，这场战役的名字瓦格拉姆战役就是以那个村庄Deutsch-Wagram德意志－瓦格拉姆村命名的。看着这个当年拿破仑一生中辉煌业绩的古战场，感慨万分。

   晚间，热情的弗雷斯夫人请我尝到了典型的德国农村的风味。德国人家里招待客人的各种食物摆满一个大大的圆桌，有汤，面包，沙拉和各种德国香肠和香肚子。女主人不断往我的盘子里面切些大块的肉和香肠，直到我的肚子快吃爆了。饭后，弗雷斯夫妇像维也纳人那样非常喜欢和浓烈的维也纳咖啡。

   我记得有一次和弗雷斯先生去看东德工业展览，路上突然弗雷斯非常不安，问我带零钱没有，我说没有问题，弗雷斯立即坐进一家咖啡店，要来咖啡迫不及待的喝着，原来他咖啡已经成瘾，到时间不喝就会非常难受，这倒是我从来没有的经历。

   经常和Poldy, Frese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矮个子褐色头发的南斯拉夫人，他的名字太长我已经忘记，这个人是在维也纳长大，在AKG公司是半日工作，同时在维也纳大学读博士。我和这三个人午休时常在一起聊天和到公司餐厅吃饭。每个周五我们都会一起到外面找一家亚洲饭馆吃饭，台湾饭馆，越南，泰国和印尼饭馆等，几乎将附近的饭馆吃遍了。每次他们都坚决不让我付款并分担我这个相对低工资人的餐费。每个周五的午餐时间都是我们四个人聊天的好时候，天南海北无所不聊。但更多的时候是抱怨AKG的几个领导如何不好，并说些那些人的笑话开心，真的和中国人抱怨是一样的。由于我的加入，公司的其他技术员开始在那三个人不在的时候开玩笑的提醒我，周五不要忘了‘四人帮’的聚会，他们用了当时中国出现的新词汇‘四人帮’，这个具有中国特定意义的词全世界都知道其中的含义。

2011年3月

好

多谢分享！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