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By：2007-11-16 22:15:10 [
我国春秋战国经过长期战乱，后期就有了和谐的思想。《礼记·礼运》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这就是说，未来的世界应该是奉行大公无私的价值观，选举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来管理的，整个社会讲求诚信与和睦，人人各得其所，没有无谓的争斗。这不正是和谐吗？这不就是人们企盼的世界大同吗？
现在，全球人口60多亿、民族2000多个、宗教几百种，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和见解，非常复杂，矛盾、争吵甚至战争都不可避免。就是现在，虽然60年来没有大战，但小战不断。中东几十年来由于以色列问题战乱不停，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几乎都已被卷入纷争；几个大国大规模插手，使局势更为复杂。在这种局面下建设和谐世界的问题，恐怕要作长期打算。
建立和谐世界，首先在国家。几个倾向于和谐的国家领导，在国内推动和谐，同时与其他国家建立和谐关系，可以形成初步的和谐区域。1992年成立的欧盟就是这样的区域。他们经过共同努力，已成立统一的议会和不少经济组织，虽只是局部的初步融合，却很值得注意。现在，南亚、南美等都有类似的融合努力。总的说来，和谐符合人们的要求，假以时日，总会逐渐形成若干和谐区域，最后将组成和谐世界。
“和”是中华民族的本色。古人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和”的实质是恰到好处，这一直是我们民族思想的根本。从唐朝提“儒、释、道”直到民国，三教信众都在户籍上注明，兼容并蓄，从无争执。几千年来，中国共有15个朝代(包括民国)，战乱不少但最后总是归于和平统一，并且很多成为一时盛世。现在提出和谐国家，是很自然的事。
社会和谐，首先需要满足和谐的基本条件。法国人的理想是自由、民主、博爱，孙中山的理想是民族、民权、民生。在民国时代，由于军阀混战、政治腐化，社会比较混乱，但自由民主的思想已比较深入人心，任何做皇帝、搞独裁的企图都很快破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赢得全国人民拥护，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刚一成立就公布了共同纲领，到1953年，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是法治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建成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当时虽然国家积贫积弱，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生活蒸蒸日上。可惜只实行了几年，1957年“急速进入社会主义”，法治就夭折了。随后左倾措施不断出现，公民权利随之消失，到“文革”时达到极点，社会秩序完全被打乱，经济几乎崩溃。直到1977年，打倒了“四人帮”，邓小平复出，组织批判了“凡是派”，主导了教育科学战线的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人大通过了新《宪法》，并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重要政策，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才调动了广大人民投身建设的极大热情。
十几年来，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新矛盾。比如贫富差距加大，教育、医疗费用猛增；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大案要案不断发生；人民权益得不到保障，煤矿、工厂事故不断，因事故死亡的人数常被隐瞒。这些现象导致不少人士深以为忧，怀疑改革是否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市场经济是否推行了私有化、自由化。这些怀疑显然都是错误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不是改革的缺点，而是它的不足。过去的改革只是在经济方面，而且只限于中低水平，忽略了提高和其他的重大问题。高级、重大设备靠引进和抄袭，重要研究工作只有跟随和诠释，这是问题和矛盾的原因。根本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够，高级科学技术没有相应发展。发展科学技术需要科学知识，而基础研究是新科学技术知识的源泉，这正是我们最紧迫的需要。
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中国科技十年赶上日本》(《科学时报》2005年10月11日A4版)，这个观点毫无夸张，完全是有根据的。
以日本为例，1945年战败投降，战争中遭受极大破坏，战后还要赔偿，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比我国还要困难。但是日本政府认为，只有科学才能解决问题，于是规定大学教授必须做科学研究工作，不准创收，经费由国家负担，产品要精益求精。20世纪70年代，日本出口的还只是低档廉价商品，1980年左右就基本达到国际水平，以后不少重要商品逐渐超过美国，科学水平也大为提高，到2003年已有多人获得诺贝尔奖。这说明科学研究需要时间、科学发展需要积累，不可能要求短期生效。
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在19世纪末才注意科学研究，到1941年就有能力赴欧洲参战，并成为打败希特勒的主力。美国1950年以前得到诺贝尔奖的只20多人，到2003年已达到274人，占全世界的70%，科学、经济均达世界顶峰。
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过去虽然条件有限，但有基础研究的传统，即使现在，院士、高级教授和研究员也都有相当水平，少数人并未丢下基础研究工作。虽然我国现在科学水平尚低，但给予提高水平的条件，发展应该比美日更快，10年赶上日本的科学水平完全可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和支持基础研究工作，假以时日，我们必将建成科学大国、经济大国。
社会和谐需要科学技术、需要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需要的主要不是经费，因为理论研究所需经费有限。基础研究真正需要的是以人为本，研究人员必须自己想出问题的关键，才能顺利加以解决。因此，基础研究必须充分发挥研究人员的想象力、创造力，保证他不受任何干扰，也就是要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或按我国的提法，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即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这里既没有左，也没有右的问题。为了发展科学技术，保证我国科技和经济大国的前途，为什么不能实行这一方针政策呢?这也不是难得不得了的问题。激光照排发明人王选提出的要求不过是“给足钱，配备人，少评估，不干预”，如此而已。
除了科学技术，建立和谐社会的主要条件还有人民生活问题。我国农村现在还有赤贫人口2900万、低收入人口5600万，共计8500万人(2005年)，占农村人口的1/10。城镇低收入和失业人口也还有不少，所以说不上和谐。同时，我国产品出口国外时常和当地产品有矛盾、引起争执，这也是不和谐的因素，需要努力克服。现在，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只能保证人们的最低生活水平，这很不够。社会和谐要求合理，最低工资应在此基础上适当增高，以此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对失业者或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则应给予职业培训、教育提高以及合理失业救济。应该鼓励并优待小型工商业、私营企业、地方传统工艺等多种经营，使人人能够自给。街上有些摊贩，是自寻职业，应该鼓励，适当管理，不应排斥。所需一切经费应由中央政府负担，这些钱并不多，不会影响国家财政；同时还能增加我国内需，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措施，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学术自由和合理最低工资，三者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另外，现在社会上不礼貌、不诚信的现象很多，如不讲卫生、在公共场所喧哗、说脏话等，都是不文明的表现，为文明世界所不齿。事实上，礼貌、诚信等不是天生的，而是学来的。国家有责任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多下功夫，这是文明国家所必需。
当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条件，宪法和法律是法治国家的根本；真正的社会和谐需要人人遵守宪法，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人民的权利和生命财产安全，祛除特权现象。
在亚洲，许多国家关系良好，中国首先走上和谐的道路号召力很大，组成区域性和谐比较容易，并可进一步对其他地区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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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猷，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物理学家。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长、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时年40岁。 
